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國南部蘇維埃運動發展中最重要的柱石”
“赴國難二六軍團魂駐溪州彰理想，濟民生萬千將士志與華夏衛和平”。這副鐫刻在湖南省永順縣塔臥鎮湘鄂川黔蘇區烈士陵園大門上的楹聯，反映的是80多年前，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第六軍團創建湘鄂川黔蘇區的斗爭歷程。
會師木黃，革命旗幟閃耀黔東地區
湖南、湖北、四川、貴州四省交界地區遍布崇山峻嶺，西南有云貴高原聳立，西北有川鄂群山環繞，東與洞庭湖銜接，南與雪峰山緊連，酉水、澧水、清江、烏江縱橫西東。1934年至1935年，紅軍在此艱苦轉戰，開創了湘鄂川黔蘇區，成為當時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
歷史的偶然中往往帶著必然。1932年10月，湘鄂西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至1934年4月，湘鄂西蘇區全部喪失，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創建湘鄂川黔新蘇區。5月，紅3軍轉戰至黔東地區，開始在加強內部建設的同時創建黔東蘇區。至9月，在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陽五縣毗連地界，建立起17個區革命委員會、67個鄉蘇維埃，黔東蘇區初具規模。
10月24日，任弼時、蕭克等率紅六軍團由湘贛蘇區突圍西征，歷時70多天，行程5000余里，在貴州省印江縣木黃同紅3軍勝利會師。紅3軍隨即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兩軍團總兵力近8000人。正是由于黔東蘇區的建立，為木黃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賀龍回憶：“如果沒有這塊根據地，六軍團沒有目標可找，也收不到部隊。”
然而，地處湘川黔接合部的山區，縱橫不到200里，人口不過10余萬，交通閉塞、經濟落后、地瘠民貧，不利于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壯大。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再次面臨“路在何方”的重大抉擇。
就在木黃會師前兩天，中革軍委電示紅六軍團“在松桃、乾城、鳳凰地域建立蘇區，發展游擊戰爭”。而賀龍、任弼時等認為湘西澧水流域上游的永順、桑植、龍山、大庸一帶，最適宜建立新蘇區。
湘西為多民族雜居地，長期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壓榨，革命要求強烈。紅二軍團曾長期在此活動，有較好的群眾基礎。加之賀龍就是桑植人，在當地的政治影響力頗大。而湘西的反動力量相對薄弱，多為地方軍閥部隊，總兵力不足2萬，內部矛盾重重，戰斗力也不強。進軍湘西，既能牽制、調動湘鄂兩省國民黨軍，策應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又能在游擊戰、運動戰中殲敵，恢復和發展根據地，可謂一舉兩得。
據此，紅二、紅六軍團決定集中行動，在酉陽、龍山、永順、保靖、永綏一帶創建新蘇區。另以地方武裝和兩軍團留下的傷病員組建新的黔東獨立師，堅持游擊戰爭，策應主力向湘西發展。
進軍湘西，策應中央紅軍戰略轉移
位于湘西北武陵山區腹地的張家界，舊稱大庸。近百年前，這里遍地餓殍、民不聊生。為實現創建新蘇區的戰略目標，1934年10月28日，紅二、紅六軍團發起湘西攻勢，先克川東重鎮酉陽，后于11月7日進占湘西北咽喉永順縣城，極大地震動了湘鄂兩省國民黨軍。駐湖北藕池的第34師開赴湖南津市、澧州地區，阻止紅軍向東發展；湘西軍閥陳渠珍調集萬余人的兵力，分四路直撲永順城。
能否擊退進犯之敵是紅軍立足湘西，進而創建和發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關鍵所在。賀龍、任弼時等認為，來敵表面上人多勢眾，但內部派系林立，指揮混亂，軍紀極差，官兵多是吸食鴉片的“癮君子”，戰斗力不強且驕縱異常，決定以誘敵深入之計，集中兵力在運動戰中予以殲滅。
紅軍主動放棄永順城，故意丟下些裝備，佯裝力弱怯戰，誘敵驕怠尾追。敵人果然中計，一路向北猛追。11月16日，紅軍在十萬坪谷地設伏，殲敵2個旅大部。隨后乘勝追擊，再殲1個旅大部，于18日重占永順城。至下旬，又占大庸、桑植等縣城及其附近地區。
12月初，國民黨軍獨立第34旅移至常德、桃源一帶布防。旅長羅啟疆自恃兵強馬壯，沒把紅軍放在眼里，將所轄3個團呈分散孤立態勢分別部署，各部相距數十里。紅軍決定抓住敵布防上的弱點，首先奔襲浯溪河，而后各個擊破。15日，紅軍冒雨疾行百余里，進抵浯溪河附近。次日晨，突然發起進攻，擊潰守敵。殘敵向常德敗逃。紅軍以一部兵力猛追，以主力直取河洑，兵臨常德城下。
常德是湘西重鎮，水陸交通樞紐，僅有敵獨立第34旅殘部和1個保安團駐守，兵力空虛，士無斗志。國民黨湖南省主席何鍵深恐紅軍攻下常德、進逼長沙，連電蔣介石求救，并急令在湘南圍堵中央紅軍長征的湘軍兼程北上，星夜回援。24日，紅軍撤圍常德，26日占領慈利縣城。隨后返回大庸、永順地區休整，湘西攻勢結束。
此戰，紅二、紅六軍團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共擊潰敵15個團，殲滅近5個團，迫使國民黨軍從“追剿”中央紅軍的部隊中抽調4個師馳援湘西，在戰略上有力配合了中央紅軍的行動。正如任弼時所總結的：“不到兩個月時間，的確我們在湘西北創立了一個新的形勢，這在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上是有極大意義的。”
土地革命，湘鄂川黔掀起紅色狂飆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只有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才能“喚起工農千百萬”。同當時中國其他地區一樣，湘鄂川黔一帶的土地絕大部分被地主豪紳霸占，農民世代辛苦勞作仍食不果腹、地無半壟，迫切要求土地革命。隨著紅軍的到來，立即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狂飆。
1934年12月1日，湘鄂川黔邊革命委員會頒布《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條例》。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分田工作大綱》。舉辦土地革命訓練班，學習分田政策，布置分田工作；召開群眾大會，宣傳分田政策；各鄉成立貧農團，具體領導群眾劃分階級成分、丈量土地，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田。革命根據地內呈現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火熱景象。
與此同時，在湘鄂川黔省委的領導下，紅軍抽出部分兵力連同地方干部組成工作團，開展群眾工作，建立革命政權，發展黨組織，相繼成立了永保、郭亮、大庸、桑植和龍山5個縣委，下設數十個區委和支部。根據地的縣、區、鄉各級臨時政權也相繼建立起來，共設51個區232個鄉蘇維埃政府，鄂川邊區的咸豐等地也建立了3個鄉蘇維埃政府。
為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擴紅成為革命根據地建設的一項中心工作。1934年12月1日，湘鄂川黔省委提出在3個月內擴大1.2萬名新戰士的任務。紅軍各級機關和連隊組織擴紅工作隊和小組，采用口頭、標語、戲劇等宣傳方式，動員群眾參軍。各級政府堅持給紅軍家屬分好田，做好優撫工作，提出“保衛分田分糧的勝利果實”“工農武裝上前線”的口號。分得土地的農民革命熱情高漲，堅決擁護蘇維埃，積極參軍參戰，涌現出不少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爭相報名參軍的感人事跡，僅大庸縣鄭家坪鄉就有900多人當紅軍。
到1935年1月中旬，湘鄂川黔蘇區初步建成，東西200余公里，南北120余公里，人口約50萬。主力紅軍由7000余人發展到1萬余人，成立了以賀龍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湘鄂川黔分會。同時成立兩個軍分區，加強對各縣獨立團、獨立營、赤衛隊等群眾武裝組織的領導。
打破“圍剿”，紅二、紅六軍團踏上新的征程
湘贛川黔蘇區北有長江天塹，南有沅、澧二水，東臨洞庭湖，西北是崇山峻嶺，進能截斷長江交通，威逼常德、岳陽、長沙、武漢等大中城市，退可憑借山河天險，回旋馳騁。這令蔣介石坐臥不安，急調重兵，妄圖“聚而殲之”。
1935年初，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集中約11萬兵力，分6個縱隊，以分進合擊、攻堵結合的戰法，“圍剿”湘鄂川黔蘇區。賀龍、任弼時等決定集中主力于大庸、永順間，待機打擊由沅陵北進之敵，而后轉移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擊破其他各路敵軍。
2月初，反“圍剿”戰斗打響。至3月下旬，大庸、桑植、永順縣城失守。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撤離蘇區，北渡長江，轉移至湖北南漳、興山、遠安地區創建新蘇區。4月12日下午，紅二、紅六軍團在桑植城西陳家河同沿澧水西進之敵第172旅遭遇。戰至次日黃昏，全殲該旅。15日，紅軍偵知敵第58師師部及第174旅等部在桃子溪宿營，乘其立足未穩發起突襲，將其全殲。16日，收復桑植城，并恢復塔臥以北的大塊根據地。省委和軍委分會遂決定放棄北渡長江的計劃，繼續在蘇區堅持斗爭。
4月下旬，紅軍主力東進，攻占江埡并前出至慈利城北，造成北渡長江之勢。各路敵軍張皇失措，力圖自保：湘軍回兵慈利，鄂軍退守長陽、漁洋關。5月，紅軍北出鄂西，于6月9日以一部兵力突然包圍宣恩縣城，主力隱蔽集結于城南待機打援。12日，鄂軍4個旅分三路增援。紅軍南下忠堡地區截擊，全殲第41師師部和第121旅，俘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
忠堡大捷后，紅軍乘勝回師湘西，以一部兵力圍困湘鄂兩省交通要道龍山，主力分散做群眾工作、擴紅和整訓。7月下旬，敵10個團增援龍山。紅軍分兵打援，但未能達到殲滅敵有生力量之目的。龍山圍困戰持續35天，紅軍自身傷亡很大，紅六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李樸、紅17師師長蘇杰等指揮員犧牲。
這時，鄂軍為將紅軍堵在湘西，調集兵力分四路向湘鄂邊境推進。其中，由江西新調入湖北參加“圍剿”的第85師從小關經板栗園前往李家河。紅軍鑒于該敵初到鄂西，情況不熟，決定集中主力以伏擊或截擊戰法，求殲敵于運動中。8月3日，當第85師進入板栗園伏擊地域時，紅軍突然發起猛攻，全殲該敵，擊斃師長謝彬。8日，紅軍又在芭蕉坨擊潰敵軍10個團，鄂軍被迫后撤，湘軍亦收縮轉入防御。
在歷時半年有余的反“圍剿”作戰中，紅二、紅六軍團采取正確的戰略戰術，同10倍于己的敵軍作戰30次，斃傷敵萬余人。但形勢依舊不容樂觀。國民黨軍利用蘇區周圍的山水要隘構建碉堡線，形成重重包圍、嚴密封鎖、內外隔絕的態勢，同時調集130多個團的兵力，準備發動新的大規模“圍剿”。
11月4日，省委和軍委分會舉行聯席會議，認為繼續堅持在蘇區內進行反“圍剿”斗爭日益困難，決定突圍遠征至湘黔邊，創建新蘇區。19日，紅二、紅六軍團1.7萬余人從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告別湘鄂川黔蘇區，踏上漫漫長征路。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鉗制和吸引了圍剿中央紅軍的國民黨幾十萬軍隊，有力策應和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還讓紅二、紅六軍團有了戰略依托，使其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的紅二方面軍。這是中央紅軍長征后長江南岸的最后一塊紅色根據地，亦是中國南部蘇維埃運動發展中重要的戰略區域。
（執筆人：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徐艷、李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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